蜿蜒秀美的涪江、瓊江從重慶市潼南區穿流而過。江岸兩側，青翠欲滴的青菜、清香撲鼻的檸檬樹、依次排開的蝦田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潼南檸檬基地。

2016年，潼南獲批退出市級扶貧開發重點縣。

站在新的起點上，潼南區委、區政府將產業振興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工作之一，總結過往脫貧攻堅經驗，改進完善產業發展各項政策，不斷探索產業興旺的發展之路，打造出一批頗具競爭力的特色產業。

政策引導 推進農業

產業規模化、特色化、現代化

沿瓊江而下，柏梓鎮小嶺村平坦肥沃的土地上是一望無際的檸檬樹。

“現在村裏幾乎所有勞動力都在檸檬基地務工，每人每年能增收1萬多元，這要是在以前，想都不敢想。”小嶺村村民委員會主任劉文明興奮地說。

2016年，小嶺村人均年收入隻有4000元左右。雖然已經脫貧，但產業發展不成規模，農產品品質差、產量低，許多村民仍麵臨返貧風險。

為了化解返貧風險，潼南出台相關政策，分片區推進主導產業規模化，促進產業特色化、現代化。

很快，檸檬產業被重點布局在瓊江流域，柏梓鎮正處於這一範圍內。

隨著主導產業布局的優化，潼南進一步完善了各項產業支持政策。在檸檬產業發展方麵，潼南不僅提供檸檬技術指導、宣傳支持，還改進到戶幫扶方式，從脫貧攻堅時期的直接補貼，轉變為“以獎代補”，鼓勵新型經營主體及相關企業申報農業資金項目。

這些政策的完善，使劉文明意識到，這是一個不但能鞏固脫貧成果，還能持續提高村民收入的好機會。於是，村“兩委”聯合種植大戶和企業，將村裏的土地進行集中流轉，建起數個成規模的檸檬基地。

“從基地道路、溝渠整治，到水肥一體化智能灌溉設備建設，每項工程結束後，我們都能拿到項目補貼，前後已有數百萬元。”劉文明說。

很快，小嶺村就享受到產業規模化發展帶來的好處：政府統一提供生產物資設備、統一籌劃柏梓檸檬小鎮品牌和“中國·重慶潼南國際檸檬節”，這為基地業主節省了一大筆采購、宣傳費用。

“在發展扶貧產業初期，很難對產業進行宏觀統籌，有了一定的基礎後，便可引導產業往規模化、特色化、現代化方向發展。同時，還可將技術、資金等資源集中，有效提高產品品質，擴大產品知名度和銷量。”潼南區農業農村委員會負責人說。

在一係列政策的引導下，柏梓鎮檸檬種植麵積達到4萬畝，成為潼南檸檬產業發展的核心區。

如今，潼南形成了糧油、蔬菜、檸檬、生豬、漁業、特色經果和中藥材七大特色產業，建立主導產業和增收產業基地300餘個。“潼南綠”、“潼南檸檬”、“潼南花椒”等集體注冊商標成為潼南的一張張新名片。

轉移補貼重點

延長產業鏈、提升附加值

“等今年深加工廠修好了，我們要打個翻身仗。”潼南區花椒協會會長鮮華科對2021年的發展充滿期待。

2016年，鮮華科回到家鄉群力鎮牽牛村，發展了6000餘畝花椒基地。但讓他沒想到的是，2019年和2020年花椒價格大跌，隻有往年的30%左右。

雖然潼南近些年與金融機構、保險機構聯合，設立了不少農業專項貸款和保險項目，但對種植大戶和企業來說，這隻能解一時所需。

“貸款總要還，保險隻能保命。如果完全依靠政府補貼，不但政府財政無法支持，企業也沒有辦法真正渡過難關。”鮮華科眉頭微皺，“2020年，不少花椒種植大戶因為資金鏈斷裂，已被迫轉行。”

農村產業的發展要麵臨千變萬化的市場，如何才能改變被動局麵、降低產業風險呢？

對此，潼南區特色經濟發展站站長郭湘掰著手指頭給筆者算了一筆賬：1公斤鮮花椒，2020年的直接銷售價為8元左右，並且隻能保存幾天。但將鮮花椒冰凍或者烘幹後就能長期保存，可遠程運輸、錯時售出，如果再加工成花椒油、花椒精油，收益則成倍增長。

“延長產業鏈，提高農產品附加值，根據市場情況擴充產品品類，是促進產業興旺的關鍵，也是我們目前農業發展政策中的支持重點。這就要將產業補貼重點從基地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到加工環節。”潼南區鄉村振興辦負責人劉樵說。

2019年以來，潼南大力優化農業結構，設立支持建設分選線、烘幹基地、凍庫等粗加工農業設施的項目獎勵補貼，潼南區農業農村委還專門設立農業企業服務中心，引進農業精深加工企業，為農業企業服務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，增加產業縱深力。

如今，潼南全區已建成或在建烘幹基地、凍庫70餘個；花椒類深加工企業5家；檸檬類初加工、精深加工企業23家。

改“補”為“股”

增強村級集體經濟“造血”功能

一葉小舟上，一位老者哼著歌，用一根細細的長竹竿，慢悠悠地撐著船。在漾出的漣漪裏，魚兒若隱若現。

這不是畫中的場景，而是潼南區塘壩鎮天印村60多歲的村民何福生，正在管理村裏200多畝魚塘。

天印村養魚曆史悠久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魚的傳統。不過，村民的魚塘小、產值低，魚的品質也不好。

為了發展和壯大本村已有的魚類產業，2018年，天印村成立天印村經濟聯合社。村黨支部書記兼村民委員會主任何長春說服村民，將各自的魚塘、土地以每年每畝500元折算，入股到聯合社。

“我們把魚塘擴充到230畝，不但養常見的鯽魚、草魚，還養觀賞魚，培育魚苗。”何長春自豪地說。

“在過去，我們兩口子每天起早貪黑地幹活，一年也就掙1萬多元，如今靠著在魚塘打工、收土地租金、領分紅，一年在家門口就能掙近5萬元。”何福生咧嘴笑道。

這個笑容背後是天印村村民對村級集體經濟的認可，也是潼南近年來大力實施改“補”為“股”的股權化改革，探索構建多種利益聯結模式所帶來的成效。

“以前，村級集體經濟帶來的收益有限，現在，潼南不少村依靠一批踏實能幹的‘三農’幹部，紮實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，探索實施了資產收益、務工就業、產品代銷、生產托管等利益聯結模式，實現了從‘輸血’到‘造血’的轉變。”潼南區農業農村委發展改革科科長徐東升說。

這種轉變，正在潼南許多地方上演。

在寶龍鎮嚴寨村，“90後”村黨支部書記歐敏采取“經濟聯合社+農戶+市場”模式，由村集體提供種植技術服務、品牌和市場銷售，對接聯係收購商保底收購，村民成為工人。2019年，直接帶動參與農戶年增收1500元以上

在雙江鎮五裏社區，當地通過創辦集體公司，承接建築建設、產品代銷等項目。一年內，集體經濟收入超過200萬元。

“如今，在村級集體經濟的推動下，越來越多的村民戴上了‘富帽’，日子越來越好。”劉樵說。

【采編 鄭強】原標題：重慶潼南：用好用活政策 四兩撥千斤